【文/ 冯雪】。随着中国人工智能（AI）大模型一次又一次震撼全球，美国政界和科技界越发警惕、乃至恐慌。相较于拜登政府更强调制度化和规则化的政策方式，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行政裁量更大，政策也体现出更明显的商业和政治交易性。能不能把这种外部压力最终转化成能力跃升，还取决于能否在前沿技术、基础研究、产业应用和全球生态几个方面同时形成能力。如果白宫采取进一步限制措施，会不会倒逼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越来越强。以下为对话实录：。如今特朗普第二任期，将竞争进一步“生态化”、“全球化”，把人工智能统合进科技外交的整体框架。2025年的《美国AI行动计划》明确提出，要向盟友和伙伴输出包括硬件、模型、软件、应用和标准在内的完整美国人工智能技术栈。到了拜登政府时期，美国把针对个别企业的限制升级到针对中国形成前沿人工智能能力的制度性安排。虽然特朗普撤销了某些拜登政府人工智能行政令，但绝不是放松对华科技竞争。总之，特朗普第一任期想阻止中国特定企业获得美国技术。如果只是重复建设或者低水平替代，外部压力也可能固化技术差距。如果美国进一步打压中国大模型，蔡翠红认为，这会产生重要的反作用，也是美国最担心的一点，“就是把原本围绕美国闭源前沿模型展开的追赶模式，进一步转化为围绕全球开源模型生态的竞争。美国也不一定需要公开宣布全面封禁，但可能会通过采购限制、实体清单、合规责任、安全警告和舆论压力，提高美国企业使用中国大模型的风险和成本，从而形成事实上的市场排斥。我觉得美国最担心的，是其进一步限制中国模型还可能产生一个重要的反作用，就是把原本围绕美国闭源前沿模型展开的追赶模式，进一步转化为围绕全球开源模型生态的竞争。蔡翠红指出，核心技术与创新要素、应用和产业化能力，以及生态和国际化能力，是中国人工智能谋求进一步突破时需要面对的挑战。不得不承认，眼下的中国大模型仍然与美国目前最先进模型存在差距。”。比如，2022年出台先进计算与半导体制造出口管制，此后2024年又把高带宽内存、更多半导体制造设备和软件工具纳入限制。特朗普第二任期则进一步关注让全球市场采用美国主导的人工智能技术栈、标准和治理规则。Kimi K3之所以引起美国高度关注，这说明，中国大模型与美国前沿模型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中国可以把低成本、开放权重、复杂任务能力结合起来。您能否谈谈十年来，这三届政府在对华人工智能政策方面有些异同。同时，从拜登政府开始，盟友协调和第三国技术选择也成为对华人工智能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随后近十年间，火力愈加猛烈：拜登政府建起“小院高墙”，特朗普第二任期被曝考虑封禁中国大模型……。不过，Kimi K3自己的技术报告也明确承认，综合能力仍然落后于目前最强的美国闭源模型。这体现了他认知上的转换，即中国科技发展不仅仅关乎贸易失衡或者市场竞争，而是要被纳入国家安全框架。不过，尽管三届政府存在诸多差异，还是要注意其明显的连续性。当时大模型还没有出来，所以政策没有专门针对中国的。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短期成本增加、中期推动替代、长期可能重塑技术生态；经过漫长的过程，最终可能实现能力的跃升。拜登政府琢磨如何控制中国形成前沿人工智能能力所依赖的关键节点。事实上，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就已经开始对中国高科技产业围追堵截，典型如“拉黑”华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治理中心副负责人蔡翠红告诉：虽然这三届美国政府对华科技政策各有侧重，但都有一个共识，即“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人工智能方面的战略竞争者”。美国继续打压，并不必然导致中国人工智能能力越来越强，也许会产生倒逼效应，但不是自动发生的。哪一家企业构成了安全风险，哪一项交易可能向中国转移关键技术，就动用实体清单、投资审查、出口许可等行政手段。蔡翠红： 是否封禁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虽然现在还处于政策讨论阶段，但也可能会形成一些事实性封禁方案。十年前，也就是特朗普首次当选。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展，两国竞争又增加了一项。他于2019年提出美国人工智能倡议，主要是增加研发投入、开放联邦数据计算资源、推动技术标准和人才培养等等，旨在维护美国总体的技术领导地位。问题是，随着芯片、设备、软件、高带宽内存等不断被纳入，“小院”实际边界一直在扩大。他们可能讨论，比如把大模型企业列入实体清单，或者限制美国企业托管中国模型等等。特朗普第一任期主要是一种以企业和交易为对象的点状限制。美国这几届政府都认为，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人工智能方面的战略竞争者；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先进算力、半导体制造能力，具备高度国家安全意义和战略意义。同时，这也证明，美国过去几年推出的先进芯片和算力限制没能阻止中国模型接近世界前沿。与特朗普第一任期主要针对谁能获得这项技术不同，拜登政府更加重视什么决定了能力上限，因此沿着人工智能能力形成链进行识别，涉及到芯片设计、晶圆制造、软件工具、高带宽内存、模型训练等等，已经不是针对单个产品了，而是针对中国前沿人工智能能力的整个过程。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可以概括为“科技竞争的安全化”，人工智能只是若干性战略技术之一。美国不仅仅要在国内建设人工智能能力，还要推动整个人工智能系统、算力硬件、标准，在全球范围内被采用。在对华科技竞争方面，他的代表性做法包括把华为等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加强投资审查和出口许可，并逐步扩大美国出口管制的域外影响。到了拜登政府这里，升级到“关键技术限制的制度化”，半导体管制已经明确服务于前沿人工智能能力的形成。：Kimi K3一经发布，便引起美国国内高度关注，甚至有报道称特朗普政府考虑限制甚至封禁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蔡翠红： 这三届政府在对华人工智能政策方面，存在比较明显的变化，也可以说是三个阶段。拜登政府通常以所谓“小院高墙”概括这一思路，即控制制少量直接涉及国家安全的关键技术，对此设置非常高的管制壁垒。：中美竞争此前更多围绕贸易、制造业和芯片。到了特朗普第二任期，我认为又出现了一个变化，就是从限制中国获得关键技术进一步转向争夺全球人工智能生态主导权。